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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中全会理念好,落实难

2015-10-30 00:00:00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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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周四在北京闭幕,会议核心议题是审议“十三五规划”,并决定重要经济民生政策。

在中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和外部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化背景下,中共需要制定能够平衡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规划和目标。从全会公报看,中共通过了对“十三五”规划的建议,在对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后,该规划将在明年初的全国人代会上通过。

五中全会是中共一次重要的经济决策会议,“十三五”规划是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后首次制定的五年规划,具有政治意义,需要充分体现新领导集体的执政和经济发展理念。五中全会确定的“十三五”时期指导思想,最终可以浓缩为一句话:“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。提出的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发展理念,实际是中共执政理念的一次变革,体现了执政者对制度、环境和民生的新认识。

以此为基础解读中共五中全会,可以得出几个判断。

一,确保经济翻番,经济增长目标会保持“7%左右”说法。

五中全会提出,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,在提高发展平衡性、包容性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,到二○二○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○一○年翻一番。

中高速究竟是多少?除了考虑潜在经济增长率以外,“十三五”的增长目标要与确保实现小康目标挂钩,即实现GDP和人均收入翻番。如果2015GDP增速实现增长7%,那么“十三五”期间年均GDP增速必须达到6.56%,才能实现翻番目标。不低于6.56%,是底线,但制定的增长目标一定会高于底线,因此要确保如期建成小康社会,首先要在增长目标上留有空间。因此,一个合理推测是,增长目标仍会延续7%左右的说法。这样做既确保不突破底线,也预留了弹性空间。

二,创新理念或推动制度变革。

公报说,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,不断推进理论创新、制度创新、科技创新、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。

创新是今年的热词之一,但创新热情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,而历史发展经验显示,民众创新除了个体激情外,更需要支持创新的文化和制度环境。中共提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,是否意味着会在国家治理层面进行创新,还需要观察。

从政治现实看,在中共一党领导体制下,如何创造一个能够让个人智慧充分发挥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,的确需要创新型思维。没有一个允许百花齐放的生态,就不会出现百舸争流的局面,因此,外界会对理论和制度创新充满期待。

创新的经济目的既有远期目标,也有短期需要。从长期看,要建设成制造强国,并通过创新来释放新需求,创造新供给。显然,执政者期望通过创新带来总量增长,从而确保实现小康目标。

发展共享经济,既是发展一种经济模式,也是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。这体现在两方面。商业上意味着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共享模式会受到推崇。但从实践看,社会管理体制严重滞后于共享经济思维和商业模式,中共的制度创新应该从管理制度变革入手。分配上,则会更加体现公平,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分享增长红利,而不是获得“成长的烦恼”。

三,协调和绿色发展成为重要指导思想。

协调发展强调的是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,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。绿色发展强调的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,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。协调与绿色概念提出,既是对过去科学发展观的继承,也是强调尊重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认同。这样的认识是在总结发展教训基础上形成的,也是社会共识。这样的发展理念,会获得民众支持,但能否让地方政府贯彻执行,仍需要制度保障。

官员升迁与政绩具有直接关系,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指标,而地方经济发展也与官员存在可能的经济利益关系。即便官员不考核GDP,在异地做官制度安排下,官员能否自觉为当地人民保护青山绿水,仍存疑问。因此,好的发展理念要贯彻下去,不能靠官员的党性和觉悟,而要靠制度保证,特别是要让当地群众对政府决策和官员升迁拥有发言权,才能避免“公地的悲剧”。

四,开放升级版将会登台亮相。

全会提出,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,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,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,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。

这表明,中国执政者一方面认识到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必要性,另一方面也看到建设新制度背后的大国博弈与冲突。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,需要增加话语权,参与全球治理。同时,作为负责任大国,还要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,包括贸易制度安排、国际市场建设、货币使用等。不过中国意识到中美博弈的困难性,实际希望通过建设利益共同体来达到权力制衡。中国目前搞的双边自贸区建设、亚投行、一带一路等,都是带有利益共同体特色的国际政策,也是重要大国博弈工具。

目前国际经济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局就是美国主导TTPTTIP谈判会改变国际贸易制度基础,这不仅影响中国对外贸易,更会冲击现有的国内制度安排。因此,五中全会提出了相关对策,以迎接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,这包括“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,完善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,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,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,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”。

从服务业开放看,金融与电信是核心产业,但中国在实现有序开放前,首先要改革内部竞争规则,优先对内开放,才能确保金融和电信等产业安全。

五,人口政策能否带来红利仍是未知数。

五中全会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,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,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。

放开二胎政策呼声已久,直接目的就是公报所言“应对人口老龄化”。五中全会做出此决定,既是顺应民意,也是应对现实困境。短期看,一家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导致老龄化问题突出,同时也使得长期增长动力受限。从经济增长理论看,维持一国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劳动力供给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基础条件,就是保持了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。劳动力的稳定增长,不仅满足市场对劳动的需要,同时创造消费增量,促进总需求扩张,因此放开二胎短期看是应对老龄化问题,长期看是改善增长条件,也有利于国防安全。

不过二胎带来的人口红利需要在若干年后才能显现,而理想能否变为现实也存在未知数。在目前生活成本过高条件下,普通人生二胎的积极性并不高。因此,要确保人口政策能够落实,政府首先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分配制度。只有养得起、养得活、养得好,才能释放产能,否则新生育政策仍是水中月和镜中花。

中共五中全会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,正式提出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理念和政策目标,并将开启中国协调发展和全面开放的新路径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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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杉

经济学博士,从事财经评论和研究工作。职业经历: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早报总编辑,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;中国人民大学基金与信托研究所研究员,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,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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